同学相聚，不约而同的回忆起当年老西门口的书亭。可书亭的具体位置，是坐南朝北还是坐北朝南，我们的记忆有了分歧。我对书店的记忆是坐南朝北，西边是收发室，东边是自行车棚，对面的高台上，是学校保卫部办公的地方。年轻英俊，身穿一身簇新蓝警服的杨小林老师在门口的水龙头下洗他那老也洗不完的饭盒。同学张建耕的记忆是书亭在老西门北边的高台上，在杨小林老师洗饭盒的水龙头隔壁，站在学生宿舍3楼和4楼中间的路上就能远远望见。杨宏伟和黄旺认为建耕说得对，张陕省认为我记得准。相持不下，建耕干脆将此问题发到班级微信群，请大家共同回忆。结果是支持我的人少，支持他的人多。远在烟台鲁东大学的王晓安同学，用他的记忆和了一把稀泥，也解开了这个谜，是先在北边，后在南边。

   这也难怪，毕业马上30年了，老之将至，记忆衰退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好在我们对当年书亭里的人和事，记忆里没有多大出入。

  当年的师大书亭，三间平房，中间开门，旁边是个大窗户。一排书架前，立着三个玻璃柜台，给读者留下的只有不到一米五的宽度。上二年级时，建耕的中学同学陈晓明（小名黑蛋）到书亭当临时工，我们班的男生都成了他的好朋友。由于母亲是新华书店的第一代员工，童年就在书海中度过，我走到哪儿都对书店情有独钟。有了陈晓明这个朋友，书亭很快成了我的流连之所，哪天不去一趟，就觉得缺了点什么。陈晓明和他的师傅石桂梅，对我们也格外“垂青”，两人去小寨进货或去大雁塔开会，只要我们没课，就会提前通知我们，谁不做实验不上课，就会帮着看会儿生意。每周一次的盘点，也会叫我们帮忙，黑水汗流忙活一下午，把账对到分方才罢休，回报是能按95折买几本书。

  虽然书亭门额上也挂着“新华书店”的牌匾，但它实际上只是西安市新华书店雁塔区店大雁塔门市部的派出机构，多年来连个营业公章都混不上。陈晓明给读者开发票，都要到大雁塔盖章。从小在三学街东厅门一带长大的陈晓明，早被西安的传统文化浸泡了个透，很快就和常来逛书店的师生打成一片，生意上得心应手，把书亭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到书店两个月后，师傅石桂梅完成使命回大雁塔书店时，只有50平米营业面积的师大书亭，已经门庭若市，日营业额甚至一度超过了小寨总店。

  书亭卖的多是人文社科类图书，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半，下课回家的老师都会顺路来书店看看。他们在书店出现，学生就会围上来，形成两个营业高峰。记忆里，中文系的高海夫先生上午九点多就到书店。此时，在柜台里整理图书的陈晓明，会从小桌的茶盘里拿出那只印有睁只眼闭只眼猫头鹰图案的陶瓷茶杯，倒上一杯白开水，双手端到柜台。高先生先是眯着眼睛把书架上的书扫描一遍，然后走进柜台，从书架上取下中意的图书，放在柜台上展开，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慢慢翻看。等到十点钟，下课的学生就会围过来，而先生也会从手边的书开始侃侃而谈，上午的销售高峰开始了。

  有次恰逢期末考试，来书店的学生很少。高老师摊开一本大字本的《辞海》，不知怎么说到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突然来了兴致，指着《辞海》中埃及神庙插图说：“人文和科学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研究人类文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少了谁都不行，谁压过谁也不好！”然后开始旁征博引，一直说到12点，陈晓明悄悄跑到食堂吃完饭来换我和建耕，先生还涛涛不绝，丝毫没有倦意。二十多年后看《舌尖上的中国》，立刻被其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摄制思路所震撼，眼前突然浮现出高先生那天讲话的神态来。先生高明，自己真笨。当年要是真听懂了先生的话，保不齐也给弄出来个“鼻尖上的中国”，火一把。

  同在中文系教书的霍松林先生也爱到书亭来，不过是在下午4点左右。那些年霍先生著述颇丰，书亭里常常有他的著作在卖。只要看到霍先生，陈晓明就会从书架上取下先生的著作递给他。尽管书架上的书都是精心保存的，但霍先生每次都会下意识的在封面上摩挲摩挲，像是要拂去上面的灰尘。当然，霍先生身边马上也会围上来学生，陈晓明会从茶盘里拿出印有山水图案的杯子（什么山水我实在记不清），为霍先生倒一杯水双手端上，书店下午的销售高峰又到了。

  史念海先生到书店来从不说话，只是低头看书，当然也掀不起销售高潮。记得有一段时间史先生写得一本关于黄土高原变迁的书热销，书架上摆放了20多本。某天史先生来书店，陈晓明像接待霍先生一样从书架上拿下来交给他时，先生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连说“一本小书，一本小书……”

  学校党委书记李绵也是书亭的常客，下午五点半到六点机关下班后，他会慢悠悠的走到柜台前，对着柜台里的陈晓明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然后把书架上的书扫描一遍，指着中意的书让他取下来，低头翻看。半小时后，再将书还给陈晓明，低头啪踏啪踏的打道回府。

  读书在八十年代是论潮流的，人道主义热，外国文学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一浪高过一浪。每逢新的读书潮流兴起，学校教相应课程的老师就成了书亭里学生追慕的对象。记得外国文学热时，中文系的马家骏老师曾被学生围在书亭里出不来。有一阵子央视推出两三个讲演明星，给全国青年讲心理学，讲德识才学真善美，教育系的欧阳伦、杨永明、王淑兰几位老师只要在书亭现身，也是立刻被学生包围。欧阳伦先生雄辩的口才，杨永明先生幽默的言语，都给书亭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王淑兰老师当时还很年轻，印象中年龄介于我们的大姐和阿姨之间，是喜欢到书亭的女老师之一。由于年年给学生做心理学讲座，她在书亭，也总会被学生追着问问题。

  理科的老师们也爱到书店来，但通常是看墙上挂着的《科技新书目》，用铅笔在上面做出标记后交给陈晓明，说明要书的时间后就匆匆离开。相比起来，地理系的聂树人先生，我们生物系的王德兴、王家儒先生进了书店后逗留的时间要长些，而且什么书都会翻翻。给我们带过无机化学的化学系戴佩老师也常来书亭，而且很喜欢和学生聊天。不过见了我们几个总要数落数落：“哎哎哎，该去上自习了！”

  当时师大没有艺术类专业，可有不少爱好艺术的学生。陈晓明不知从哪里调来一些卖不出去的字帖、画谱和音乐总谱一类的书，摆放在最右边的柜台显眼处。能看懂字帖画谱的人不少，我们班的徐熠就买了本《芥子园画谱》，星期天常在宿舍描两笔，看懂总谱的人可就寥寥无几了。数学系那位老爱戴军帽拉二胡的同学（时过境迁，我实在记不得这位当年名人的名字了）能看懂，学校合唱团的团长（后来在电台讲音乐的“林声”），中文系皮肤白皙的向小林同学也时不时来翻翻。有一阵子，陈晓明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张挺大的碑帖拓片，挂在书亭东墙上。书亭里只有学生没有老师时，这伙计会站到拓片前，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点画做临摹状，口中念念有词：“志气平和，不激不厉”。前几天在“王有民摄影人博客”上读到了“看书法展览装腔指南”一文，咋看博主写得就像是陈晓明。当然，这是后话。

  拓片招来了中文系的卫俊秀先生。卫先生本来就喜欢到书店，陈晓明挂了碑帖后来的更勤了，而且和陈晓明成了忘年交。印象中卫先生到书亭来，除了翻翻文学类的书籍外，总喜欢在摆着画谱字帖总谱的柜台前驻足，与陈晓明聊天，喜欢叫我们“小伙计”。先生惊讶书店的小伙计能背出《书谱》，对晓明刮目相看，竟然自带笔墨，给他留下墨宝。很多年后，卫先生有事到我们出版社，一眼就认出我这位当年的“小伙计”。

  当然，学生始终是书亭图书的主要读者。总的来说，当年书店里聚集的学生，理科比文科多，男生比女生多。对此陈晓明有高论，说是你们这些理科生没文化，就靠到书店来听文科的老师上课。人家文科学生上到二年级就出落成文化人，有时间都上到图书馆汲取营养，预备着给别人上课。至于女生为什么不来书亭，陈晓明的答案斩钉截铁：“师大女生都爱文化，有文化的男生都在图书馆，人家自然都去图书馆，你们就看着美丽的女生干着急吧！”

为了写这篇文章，一个星期来我每有闲暇就努力回忆当时书亭的人和事。但可怕的是，除了上述印象深刻的老师和合唱团长向小林等几个学生名人，除了同班、同系的同学外，我对当年书亭里同学们的记忆都是身影，那些英气逼人的面孔已经模糊不堪。我们班的女诗人朱秀红，数学系的文艺女青年李文（是叫“文”还是叫“雯”，记不清了）是为数不多爱逛书店的女生，记忆深刻，不过她们是看的多，买的少。高大俊朗的杨晓东同学，因为同在教学6楼做实验上课，又是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对他在书亭里的眼神还有记忆。中文系的诗人薛大营，因为和我们班杨宏伟是文友，他将风衣领子竖起来作高仓健状的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班的几位爱书人士是书亭的铁杆读者，当时陆续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尼采、萨特、波伏娃等人的著作，杨宏伟、李大军、任维、胡景辉等同学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毕业时，杨宏伟那个宽窄能占半个单人床，高度超过架子床下铺的大木头箱子里，装的全是书，李大军、任维和胡景辉同学的书箱要小一些，但是每人两个。黄旺和张建耕同学的书倒是没装到箱子里，但却让陈晓明用牛皮纸结结实实地捆了四五个大包。

 和上述同学相比，我在书亭买的书应该是最少的，但却被书亭的“小伙计”经历影响了大半辈子。大四上学期刚开学，帮助书亭盘点时在大书柜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残破不全的《为书籍的一生》，作者是苏俄著名出版家绥青，陈晓明大方地将这本书送给我。谁知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一个来往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的皮货行小伙计，几十年里硬是将一本本图书输送到蛮荒之地，成为伟大的出版家。背靠书架，身倚柜台，望着来往鸿儒和学子，聆听纯净得只有学问的对话，这种师大书亭的“小伙计”生活能过一生，该是多么惬意！于是，当有了到出版社工作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做出选择，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天天陶醉在书海中。

  后来，书亭真正的小伙计，时常嘲笑我们没文化的陈晓明，在师大书亭里真就给出落成了文化人。1985年我们毕业时，陈晓明因为业绩斐然，招工考试门门优秀，被西安市新华书店招录为正式员工，还和历史系的一个女生谈上了恋爱。在那位“有文化”的女朋友的强烈要求下，陈晓明考上了师大的夜大，刚刚拿到毕业证就被任命为小寨书店的经理。从此，晓明几年一升职，一直做到了市店副经理。但据他说，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要数在师大书亭当临时工的那几年，后来虽然升职，但总找不到经营的感觉。对此我百分之百相信，只要到解放路看看门可罗雀的图书大厦，就知道此话的分量了。

  昨天建耕指出我对书店位置记忆有误的那一刹那，突然闪过一丝恐惧，流逝的岁月又教会了我一句成语——时过境迁。再不把当年看到的师大书亭记录下来，心中的这块圣地就会随风而逝。下定决心，心里就又释然了，对建耕说：“你看，当年我们班流连于书店的几个同学，杨宏伟带回家的书最多，把自己读成了‘全能’校长，数、理、化、政治、生物、地理、语文、计算机，连绣花之类的劳动课都能教，最后把自己教成了数学教学名师；任维带回去的书第二多，不但能给杨利伟上天落地保驾护航，回母校教书，给学生做科学讲座还能够扯到文学，滔滔不绝地把海岩的小说谝了半个多小时；李大军带回家的书第三，把自己读成了大型国企董事长；你老先生站在书亭里笑看众生，用刚学会的概率统计验证《战争风云》中苏德战场炮弹的散布规律，到头来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时长袖善舞，抽不来别人的血了自己撸胳膊；我当年只想着如何卖书，到头来真让自己从书亭编外‘小伙计’熬成了书业的老相公。就让我这个老相公把我们在师大书亭的宝贵记忆写出来，留下来，既让大家开心，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个交代。”

文/王勇安

来源于《呼吸》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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