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1982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 结果，失败了。

  1983年，我上了大学。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六个年头。

  那年秋天，我从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省城西安，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校所在的长延堡一带还很冷清、很萧条。隔着马路，师大西门就朝着农民的菜地。相对繁华的是小寨、钟楼一带，大家要买稍微贵重点的东西或是得闲逛逛街，就花一毛钱，坐3路公交车，朝北去。那时大家的经济都紧张，很多同学，宁愿走路，或者搭乘农民的马车，也要把车资省下来，其实乘坐马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坐在车上一面跟车主聊天，一面听马蹄敲打公路的踢踏声——反倒格外有一种情调在。朴实的农民也很乐意替大学生捎脚。尤其是漂亮点的女大学生。

  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更无从体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时下走红的超男、超女在那些粉丝、钢丝眼里的分量，能否比得上当年的大学生在国人心目里的分量?我看不一定。原因是， 人们对于知识分子、大学生，除了费慕，还有敬意在。自然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

  那时的大学生一进校，第一件事，先把校牌戴在胸前。出了校门，个个抬头挺胸。鲜亮的牌子在阳光下一闪，呵，那个自得啊!其时，街上的行人、商店里的售货员，一见大学生， 眼睛就亮，笑容就往脸上挂。(不要以为售货员没什么，柜台里的货品不是她家的，你得隔着半人高的台子，央求呢！)这些是虚荣。还有实惠呢。恢复高考制度的最初几年，大学生都享受着国家的“统包”政策，即不收学费，统包分配。进了大学，如同进了保险箱，四年出来，肯定人人有工作。哪像现在的毕业生托人情、跑市场，惶惶不可终日。至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就更是待遇有加了。除了学费、住宿费免交外，伙食费都是国家补贴的。我的记忆没错的话，男生一个月，饭票30斤，菜票25元；女生，饭票28斤，菜票30元。基本上不花家里一分钱，省点的，还有节余。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封家书里写给母亲的就是吃饭的事——天天像过年， 米饭、大肉和包子，顿顿有。那时西安市内的高校，属陕西师大的伙食好。一毛五分钱的土豆烧肉，四毛钱的清真小炒，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能当点心送礼。真正的质优价廉！一到周末，附近高校的学生就来这边找老乡、会同学，打定主意吃食堂。临了，嘴一擦，屁股一拍，送上一句，不愧是陕西吃饭大学啊！

  当然优遇的不只是食宿，最重要的还在于校园文化思想氛围之宽松与自由。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今日的高校丧失了往昔那种好的氛围，空气变得凝重而稀薄，人们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在心上。难道真是所谓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吗?我看也不尽然。

  1983年，我们刚进校就赶上反“自由化”思想运动。大会领导说，小会辅导员讲，哪些书能看，哪些书禁读。但是私下里，同学们争相传阅的都是不准阅读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禁书。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很多。记忆最深的是著名诗人牛汉等人在联合教室里做报告。他们拿着已被禁止发行的最后一期《中国》杂志，告诉同学们什么叫作黑白颠倒——那本杂志的封面是黑的，封底是白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公开场合、领导和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大家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只能说，那时候人与人心是相通的。80年代初的国人，刚刚告别了政治运动，大家心里很清朗。所以，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关注民族的命运，老师关心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的将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满了宽容、理解、真诚与默契。

  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看录像《红与黑》，没有参加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因为我是班干部，影响不好。第五辅导员就在班会上批评说，于连·索黑儿给了你什么?事后，第五老师跟我聊天，说：“于连，我也喜欢！”

  教我们写作课的刘明琪老师对学生更是热情有加。跟学生围坐一起谈天、吃饭，带学生外出参观、旅游。有心相印的情分，无你与我的隔膜。

  那时高校老师的工资不高，但我们时常得到刘老师的资助，搞调查、办刊物，刘老师也带着喜欢写作的同学，去报社、杂志社，推荐发表他们的作品。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经刘老师推荐印在1987年5月19日的《西安晚报》上。到手的一点点稿费被几个同学狠狠地敲了竹杠。

  说实在的，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是有福的。青春的花样年华，正赶上了国家政治趋于清明、文化经济日渐复苏的好时代。大的社会环境是宽松的、自由的，大学生的地位与身份是尊宠的、优越的。但是绝少有人放纵与堕落。相反，学习的风气很浓。那时候，教室和宿舍24小时不熄灯。大家彼此暗地里攀比，看谁起得早，看谁睡得晚。师大图书馆的自习室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时常人满为患。只有抢占，方能得到一席之地。在学习方面，老师的要求毫不含糊。至今还深有印象的是，七月流火天，跟同舍的同学坐在一棵雪松下紧张备考， 外国文学考试，全班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放翻补考。实话实说，那时候男女同学在-起，都是暗地里拼着学习来吸引对方，少有直来直去的告白。等到醒悟过来，才发现花已有主，堪折未折，悔之晚矣。前阵子，几个大学同学聚在一起， 说起陈年往事，依然是感叹、唏嘘，自然也少不了感动与感激。

  如今我们这批80年代初期入校、8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业已人到中年，大多成为各自行业与社会家庭的骨干。如果说，在这批人身上还依然葆有一份社会责任与良知的话，那么不能不说与他们当年接受教育的环境有关。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理解其中意思，既不是施恩求报，也不是知恩必报，而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互通有无，维系并构建一种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我想这种关系，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应在国与民之间。有人时常责备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政治热情、缺乏社会责任感。客观地讲，我有同感。但我觉得责任先不在学生，而在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教育管理的实施者那里。我不明白的是，80年代初，国家在何等困顿的经济境况下，仍能拿出钱来免费或部分免费让学生读书，为什么到了经济好转的90年代，甚至于21世纪的今天，却逐步乃至全部取消了对于大学教育的支持，尤其是对于贫困学生的大力资助？高收费，大扩招，高校变成了市场，教育演化成商业。据说，今年教育部有新政策出台，师范院校可以招收部分免费生，条件是毕业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工作若干年。这似乎是一个不乏善意的举措，但我总觉得其间隐含着斤斤计较的市侩之考量。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贫困的大学生将在怎样困顿的心境下完成四年的学习生活?上计利于下，也就难怪下谋私于上了。话至于此，惟余感叹与唏嘘了。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黄金时代，我们这些被称作天之骄子的80年代的大学生们最爱唱的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如今20年过去了，回顾国家和自家走过的路，虽说内心免不了惆怅与喟叹，但是想想曾经的青春年华的自豪与自信，也足以令人欣然与感奋啊!

文/吕刚

刊于《呼吸》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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